Xin Han

IntroductionChinese investment in Africa is of considerable interest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both from governments and the news media. In the West, the popular conception of Chinese investment in Africa is that of a corrupt enterprise seeking only to extract profits and rob the people Read more…

引言一直以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吸引着许多来自国际社会的目光，并受到政府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在西方，许多流行的刻板印象认为中国在非投资是为将非洲变成中国的“新殖民地”，以榨取当地资源，获得巨额利润。为了解一手信息，清华-约翰霍普金斯SAIS2017级的六名学生决定赴肯尼亚，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眼睛探索现实，以亲自了解中国在非投资的发展及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本次实践，我们共参访了五个中国机构，分别是中国武夷肯尼亚分公司、Kilimall、四达时代、中南屋和一家驻肯媒体，除此之外，我们还抓住一切机会探索内罗毕的华人社区，与肯尼亚当地人交流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并观察中国项目在肯尼亚各地的发展情况。 中国武夷肯尼亚分公司第一站，我们采访了中国武夷肯尼亚分公司总经理林峰、党委书记王树文和总经理助理兼项目经理张妙平。中国武夷的肯尼亚分公司在肯尼亚已经营了 15 年，该公司上级单位为：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在本次座谈中，中国武夷始终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形式阐述他们“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的承诺。武夷集团在当地雇用了 3,000多名肯尼亚雇员，并表示他们一直致力于改善肯尼亚人民的生活，主要通过建设基础设施，提供水资源等方式。他们强调，中国武夷的目标不仅仅是寻求利润，而是在肯尼亚发展一种合作共赢的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 多年来，中国武夷通过内部和外部目标，两手并抓来实现这一蓝图。他们的内部目标是发展体现其价值观的企业文化。个别西方媒体一直诟病中国企业在非的不良商业行为，为了回应这一指责，他们努力将其公司本地化，并为其他当地企业提供相关指导。同时，中国武夷还为员工提供系统的工作技能培训和管理培训，希望可以拥有属于本公司全权自主培训的员工队伍。对外，中国武夷旨积极推广“中国武夷”品牌，进一步提高其作为在肯中企的声誉。在这两方面，中国武夷肯尼亚分公司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本土化方面，中国武夷有大约 20％的高级工程师为肯尼亚员工，如果肯员工的技能不足以胜任某些岗位，武夷还会通过提高技术领导岗位的本土化率以弥补空缺。但是，在谈话中，三位高管指出：其他高级管理职务人员的聘用，受制于当地人员文化、生活习惯、素质等方面的原因，还需要经过一个较长期的培训。 当地的法律法规鼓励在肯企业至少与当地公司开展公司业务30％以上的合作项目，中国武夷的当地合作率已大大超越这一数字，其大约 40％的建设项目与肯尼亚本地公司开展合作。中国武夷并不惧怕与肯尼亚本地企业的竞争，甚至欢迎与他们的合作。肯尼亚由于历史原因，承袭了一套来源于英国的较为完整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但它需要一种新的商业文化，才能发挥其全部潜力。中国武夷希望通过合作共赢、职业培训和可持续发展邓方式来帮助肯尼亚实现这一潜力。三位公司负责人提到，目前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地方利益与公司利益的冲突。中国武夷培养了大量的肯尼亚工人，但对于一些地方项目，地方政府往往希望受培训的工人在地方就业，而不是跟随公司的不同项目去往不同区域。针对这一挑战，中国武夷正在积极努力通过开展其他地方项目来解决当地政府的担忧，并与这些地方政府建立长期联系。 过去十五年间，中国武夷在肯尼亚的发展不断壮大。最近，他们购买了 370 多英亩的土地，拟在蒙巴萨建设工业园区，对接国内特别是福建省优势产能。鉴于肯尼亚的情况与中国自身的崛起之路相似，中国武夷也在房地产开发方面进行了一些投资。但是，除了培养当地人才和业务关系之外，他们的目标是确保承包的工程对环境无害。尽管武夷的大部分机器都是由全球供应链提供的，但大部分原材料都来自当地。中国武夷对这一过程可能造成的潜在摩擦非常敏感，特别是防止所需的原材料在开采过程中破坏当地居民的环境和生计。作为回应，中国武夷承担了野生动植物保护的这一额外项目，以实现绿色能源生产，并致力于将技术传播给当地人民，实现更安全、更有保障的生活和商业实践。 当我们的座谈接近尾声时，中国武夷肯尼亚分公司的三位领导告诉我们，早在 600 年前，郑和访问肯尼亚时就在两国人民之间创造了一种古老的联系。如今，这种联系已经被自然地纳入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去。中国武夷肯尼亚分公司在海外的发展，要做的绝不仅仅是赚取利润，而是致力于共同发展，促进中肯的美好未来。 武夷肯尼亚员工工作现场 Kilimall电商公司Kilimall致力于在非洲本土运营，是一个集线上交易，支付，仓储配送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交易服务平台，目标是成为“非洲的阿里巴巴”，连接卖家和买家，为非洲的电子商务带来革命性的变化。Kilimall十分注重国际化发展，目前已开通站点包括尼日利亚、肯尼亚和乌干达，并计划扩大到埃及和坦桑尼亚。在Kilimall的电商平台上，手机、家电多数来自当地的供应商，首饰、服饰及小型的电子产品则多数来自国内的供应商，这样的分布主要考虑到电子产品在当地能得到有效的售后保障。每天的订单量平均在1000单以上，黑色星期五期间甚至能达到日单一万以上。Kilimall提供送货上门及自提的快递服务，同时利用其他城市的合作快递确保及时交货。这家企业主要采取先付款模式，与大多数使用现金付款交付的肯尼亚应用程序形成鲜明对比。Kilimall为了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率先在内罗毕范围内提供当日达服务。 为了鼓励新客户的加入，刺激市场增长，Kilimall为新用户提供了半价优惠券。但是，要注册成为新用户必须拥有当地手机卡。与其他国家相比，肯尼亚分公司总经理马建华先生认为与邻国相比，肯尼亚具有政治环境稳定、投资环境强劲和社会治理完善的突出优势，同时相对系统的法律体系也是Kilimall选择肯尼亚作为在非洲的第一个营业点的主要原因。这家企业的所有员工几乎都来自肯尼亚当地。该公司为其职员提供职业培训和稳定的收入来源，即使对于送货人员也一视同仁。然而，与其他公司相比，这样的政策却提高了其短期雇佣成本。 对Killimal的访问证实了强大的法律体系和本地劳动力是吸引中国公司投资的重要因素。然而，Kilimall作为初创企业的性质使得它与我们访问过的其他企业或组织有所不同，Kilimall更加注重本地化经营，为当地的职员提供更好地职业规划、能力培养、团队建设及未来发展，使得Kilimall的团队实现当地自治、自我管理，为更好地国际化打下坚实基础。 马建华先生为项目成员介绍Kilimall物流模式 中南屋中南屋是一个帮助中国青年走进非洲等发展中世界的社会企业，主要关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非关系、野保公益三大话题，其使命是“帮助中国人融入非洲”。目前，该公司通过帮助国内青年走进非洲，开展研究和社区支持活动来促进中国人对非洲的了解，并推动当地部分社会问题的解决。中南屋还与肯尼亚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项目：如推动及修建流浪儿童和女性收容所、帮助马赛部落贩卖手工艺品等。仅在2017年暑假，就有约30名中国青年通过中南屋来到非洲。 但是中南屋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尤其是资金匮乏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南屋推进其核心使命的能力。此外，他们在与肯尼亚当地华人社区合作方面也遇到了一些困难，部分在肯中企并不太关心和支持这种社会工作。 尽管如此，中南屋的未来依然光明。中国青年赴非的兴趣增长强劲，该机构也在努力提高经营能力。最重要的是，他们项目最近取得的成功意味着中南屋正在为肯尼亚带来改变，成功有望继续。 中南屋支持下生产的肯尼亚手工艺品 四达时代四达时代是中国目前在非洲运营的唯一中国媒体企业，主要为非洲当地提供数字电视节目和互联网视频节目，足迹已遍布非洲30多个国家。我们在四达时代肯尼亚分公司首席执行官张军旗先生的带领下参观了公司的办公室和信号发射塔，他向我们介绍了四达时代在肯尼亚及非洲的运营情况和未来发展。 四达时代于2007年在非洲正式开通数字电视运营，在发现很多当地家庭无法负担有线电视费用后，该公司设立了“让越来越多非洲人看得起有线电视”的目标。目前，四达时代的服务覆盖肯尼亚约90％的人口，并拥有肯尼亚50％的市场份额。四达时代“星地结合”的网络体系对肯尼亚的模拟数字通信过渡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铺设在地下的电缆可以提供最高质量的用户体验，但肯尼亚大部分地区缺乏这种服务所需的基础设施，而四达时代的大多数客户通过卫星和地下信号传输结合的网络体系获得了高性价比的高质量信号服务。该公司未来的目标是实现从有线电视向在线流媒体的转变。同时，在肯尼亚的劳动力本地化也是四达时代的主要发展优先事项。该公司在肯尼亚拥有500多名员工，其中只有约15名中国人。在肯尼亚开展业务的初期阶段，四达时代中国员工的数量相当高，尤其是对接受过最新技术培训的工程师的要求。然而，随着四达时代将其技术转移到非洲，通过培训，大量本地工程师上岗运行系统。目前，通过实施本土化战略，四达时代的非洲员工占海外员工的97%，已有数十名员工进入公司管理，遍及市场、技术、服务等各个方面，直接就业3000多人，间接就业数万人。最后，张军旗表示，肯尼亚较为完善的法律和监管体系为四达时代的运营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商业环境。肯尼亚通信管理局负责管理所有通信服务，如为相关公司颁发通信执照并颁布相关法规，如最近新出台的“电视内容需要有30％的本地内容配额”的规定。 通过走访，我们发现在非中企涉及各行各业，它们不仅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为非洲带来技术和财富，推动当地就业，更有像四达这样将文化“走出去”的企业，让非洲人民看得起、看得好数字电视，为非洲当地人民了解世界各国打开了一扇“数字之窗”。 肯尼亚员工办公室 驻肯尼亚中国媒体此外，我们还拜访了部分在肯尼亚的中国媒体机构。一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中国媒体人士向我们介绍，很多中国央媒将非洲总部设在内罗毕，比如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等，他们的内派记者从国内派出，一般是2-4 年的轮调机制。 媒体人士告诉我们，中国在肯尼亚的投资越来越多，中肯关系正在良好发展，中肯关系处于非常好的时期。肯尼亚当地人对中肯双边关系给予高度评价。由蒙巴萨至内罗毕的标准轨道铁路（SGR） 由中国公司承建，推动了肯尼亚的现代化建设并惠及当地人民的生活。除了蒙内铁路这一肯尼亚独立以来最大的项目之外，中国企业还在肯尼亚全国建设了公路等基础设施。 他们提到，与某些有关中国企业不雇佣本地员工的固定成见相反，中国企业通常非常愿意雇用当地劳动力。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价格非常高，雇用当地人可以让中国企业的成本降低，这也有利于提高当地就业率。他们还分享了在肯尼亚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他们都喜欢内罗毕舒适的气候和友好的当地人。他们观察到，在当今肯尼亚，越来越多的当地人正在学习中文。非洲的生活条件也不像想象得那样糟糕，肯尼亚大部分地区没有疟疾疫情，在内罗毕也能够方便地找到中国餐馆。上述媒体人士指出，现在世界上代表非洲人民发出的声音太少，国际新闻上关于非洲的新闻偏少，这个问题急需解决。对于肯尼亚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上述媒体人士认为，肯尼亚经过2017年的大选，安全局势趋于稳定，这也有利于该国的经济发展。中国为肯尼亚修建的基础设施，为肯尼亚经济发展奠定基础。一些中国企业开始前往肯尼亚开设工厂，为肯尼亚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 总结虽然参访五家公司只是了解中国在非商业活动的开始，但我们的调查仍然具有一定启发性，可以一窥中企在非的“中国发展模式”的关键内容。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大部分机构的经济决策没有受到中国大陆的直接政治影响，在非主要目的是通过开展当地经济活动获得商业成长并促进当地发展。其次，与我们了解的中企大量从中国带来员工的情况相反，这些机构大量雇用当地员工，是在非雇佣最多当地人的企业之一。最后，所有机构都对于他们在肯尼亚的未来发展充满希望。一家希望创建“非洲阿里巴巴”的创业电商公司，一家希望提供更全面的本地报道的媒体分社，一个非政府组织试图通过中国人志愿者的引入以帮助解决肯尼亚的社会问题，一家为大众带来日常娱乐内容的数字媒体公司，以及一家帮助肯尼亚基础设施发展的建筑公司。所有这些团体都在肯尼亚为了一个目的，这是一个他们努力追求并期待实现的目的——与我们交谈的每个人都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在非组织所受到的西方看法，虽然他们非常想要打破刻板印象，但他们更愿意让他们在非洲的工作成果用事实说话。 Share 0 Comments

IntroductionThe Poverty Alleviation Initiative (PAI) has existed in its present form si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s 18th Party Congress.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tied the survival of the Party, its legitimacy as a governing body, and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to the program’s success. To that end, this widespread and all-encompassing Read more…

引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全中国掀起了一场脱贫攻坚战。经过各级政府几年的不懈努力，全国已有820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样的成果无疑是建立在巨大的资源投入之上的。[1] 如今，这场覆盖面大、包含内容广的脱贫工作已经进入关键性阶段。扶贫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经济指标不断攀升的同时国家贫富不均的问题却越来越突显。因此，党中央领导的这一场脱贫攻坚战不仅关乎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国际声誉，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直接关乎党的生存和发展。中央政府是如何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的？又是如何确保全国上下能完成党中央设立的目标呢？和其他政府工程类似，我们很难从上级获得较多的信息，想要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通过实地调研和比较研究。因此，为了揭开这些谜题并且填补国外学者[2] 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2018年1月，6名来自清华－约翰霍普金斯全球政治经济双硕士项目的学者远赴云南省南涧县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深入调研，在脱贫攻坚的一线实地探秘这一场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的扶贫战役。 众所周知，云南是中国最不发达的省份之一，在国务院扶贫办2014年公布的贫困县中，有超过10%的县都位于云南，数量居全国之首。位于大理州的南涧县是云南73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坐落在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滇西边境山区。南涧有着很长的贫困历史，长期缺乏基本的经济资源。南涧是全国八个彝族自治县之一，少数民族占到了总人口的51.3%（彝族占47.26%），山区面积占到了总面积的99.3%。南涧的贫困不是小范围的贫困，而是每个村、每个镇都有着大量的贫困户。总体上，全县有8530个建档立卡贫困户，涵盖31503人。这一切使得南涧县成为了我们研究脱贫攻坚的一个绝佳地点，在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国贫困地区，我们想要探寻：贫困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脱贫攻坚工作对当地政府的公务员和政府部门有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具有着严格时间表和目标的全国性工程到底效果如何，同时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因此，本篇报告旨在对南涧县的脱贫攻坚工作进行一个总体的考察和评估，在这个目标下，我们希望能够：首先，识别并肯定南涧县下辖各个乡镇已取得的脱贫攻坚进展；其次，记录参与这场战役中各个人员主体（主要是扶贫干部和受帮扶群众）所面临的挑战和心中的担忧；最后，提供一个多样化的外部视角，来客观审视像中国这样一个新兴超级大国想要彻底改善国内环境的努力。为了完成以上目标，我们将实地所见所感与受访人员的意见结合起来，期望能鉴别出这场脱贫攻坚战的成功和不足之处。[3] 面对面访谈在地方践行的国家意志：与一线干部的交流如火如荼的脱贫攻坚战走访无量山镇和南涧镇西山村中国的扶贫工作具有很长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与以往的扶贫工作相比，当下这场在2014年打响的脱贫攻坚战有两大特点：一是远超从前的资源投入；二是重视为每一贫困户制定符合其情况的特殊脱贫计划，致力于实现更快更精确更有效的扶贫。在南涧最南端的无量山镇，我们见到了镇党委查秀宾书记。他告诉我们，县里定下的贫困标准是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2952元人民币。在这个标准下，2014年，无量山镇一共有2467家建档立卡贫困户，共9699人。到了2017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383户，4953人。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近三年来的扶贫力度之大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南涧政府还会为某些极端贫困的家庭发放补贴以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这类家庭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低保户”。为了尽快帮助这些家庭脱离贫困，南涧县委县政府要求所有第一书记每年至少驻村25周，每周至少驻村五天四夜，这意味着扶贫一线的干部们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同时，县扶贫办还根据具体情况为各个村镇设立了脱贫时间，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村镇都能按时完成目标。以南涧镇西山村为例，第一书记沈正波告诉我们，他们原计划在2017年完成脱贫工作，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按时完成，于是就往后顺延一年到2018年。截至访谈时，西山村1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只有3户脱贫，但是沈正波告诉我们，这样的情况在南涧县并不少见，政府也会根据每年脱贫的实际数字调整计划，以更好的适应扶贫现实。科学细致的精准扶贫走访南涧县扶贫办公室南涧县精准脱贫领导办公室是全县扶贫工作指示的指挥者和政策制定者。在扶贫办访谈时，副主任施兰芳为我们介绍了扶贫办的三个主要职能：研究精准扶贫、指挥精准扶贫、确保精准扶贫。该办公室于2016年正式成立，原有18名工作人员，但随着脱贫工作的深入，县委又从政府其他部门抽调了30人加入，如今总共有48人在扶贫办工作。 想要做到精准扶贫，在解决“如何消除贫困”之前先要解决“为什么贫困”的问题。通过几年来的调研和讨论，南涧县扶贫办总结出了大多数贫困户五个主要致贫原因：缺乏资金建立一个或两个支柱产业；缺乏技术去维护并发展产业；缺乏劳动力；医疗水平低；教育水平低。为了让扶贫工作更好的适应南涧县的具体情况，针对这五大致贫原因，当地政府提出了相应的六方面工作思路：以思想解放为引领、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金融创新为动力、实施整族脱贫工作、以1-2-4-8为模式、采取超常规措施。 “解放思想”和“发展产业”是决胜关键在到达南涧的第一天晚餐时，接待我们的清华校友、现挂职南涧县政府办副主任的金峰便提到，2013年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中国贫困人口的教育平均年限仅仅只有5.4年。县扶贫办相信，教育的缺失正是导致南涧大多数贫困户“缺乏脱贫动力”，“缺少脱贫手段”，“抗拒现代化”的一大主要原因。因此，在整个脱贫工作中，教育被县政府看作是解放贫困户思想，帮助他们建立家庭小产业的关键。南涧政府希望让所有贫困户在思想上从“要我脱贫”转变为“我要脱贫”。政府的挂联干部们会为贫困户介绍现代化的积极一面，并邀请来自清华大学等高校的老师为他们举办小课堂，以武装他们的思想。政府也会请专家为贫困户家中土地的地质地形条件进行评估，然后因地制宜为他们提供种植农作物的建议以及发展或转变产业所必需的资源。 为了保证自己挂联的贫困户能够成功发展出自己的小产业，稳定提高家庭收入，南涧县的扶贫干部们会定期访问挂联贫困户，了解他们的产业情况，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培训。县委县政府希望通过教育引领贫困户们更加主动地适应现代化的生活，掌握生存技能。在各个乡村，诸如“撸起袖子加油干”这样的习主席语录和共产党标语随处可见。施主任告诉我们，这背后正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体现。扶贫行动是源自于社会主义的本质——保证所有人口都能自给自足，确保人民有更好的生活。 不让任何一个民族掉队实施整族脱贫，不让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掉队的是南涧县委县政府的扶贫思路之一。中国拥有55个少数民族，但是各民族的人口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地域分布上都差距巨大：比如，布朗族和苗族虽然在全国范围内整体人口数量很大，但是在南涧人口就很少。施主任提到，在南涧的一个苗族村庄里，所有家庭都是贫困户。因此，他们也自然获得了扶贫办特殊的关注。针对少数民族家庭的脱贫，扶贫办主要采取了三方面措施：加大相关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少数民族家庭发展特殊产业；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 “1-2-4-8”模式为了统筹兼顾，县扶贫办结合南涧实际情况，独创了“1-2-4-8”模式来领导全县的脱贫攻坚工作。施主任介绍说，1代表瞄准一个群体，即建档立卡贫困户；2代表两个扶贫重点，即住房和收入；4代表整合危房改造，移民搬迁的四种模式，即异地搬迁，拆除重建，修缮加固，兜底建房，以及解决收入问题的四个目标：稳固性有收入来源，自助生产增收，投资入股增收，政府兜底增收；[4] 8代表八个脱贫目标，即安居住房，稳定收入，安全饮用水，安全用电保障，有电视看，有学上，有出行交通道路，有病看。 “超常规”措施前文已提到，实际上中国的扶贫工作最早从1983年便开始进行了，但是这一次的脱贫攻坚工作投入如此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是过去三十多年以来前所未见的。例如，超常规的人力投入。以南涧为例，共有总计3991名干部从省级和州级部门被抽调到南涧县各个基层组织进行扶贫工作。所有这些干部都必须挂联至少一户贫困家庭，通过定期走访对他们的贫困状况进行深入了解，最终为他们量身定制一套合适的脱贫计划。[5] 同时，云南省委省政府还对所有挂联帮扶制定了“一个季度五个一”的要求，即，入户调查一次，感恩教育一次，与贫困户共同劳动一次，吃农家饭一次，住农家屋一次。如此大规模的人力投入，如此精确详尽的扶贫方针以及对干部如此高标准的要求，都显示了中央对于此次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视和决心。 迄今为止最有效的措施脱贫攻坚工作开展几年来，县扶贫办出台了众多大大小小的扶贫措施。结合几年下来的工作实践和经验积累，在所有的方法和举措中，施主任认为最有效的三个措施是：一，产业贷款。有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农民才具备最基本的条件来发展自己的家庭小产业；二，就业岗位。南涧县许多的社会企业特地为贫困家庭人口提供了多种就业岗位，以确保他们的收入来源；三，教育。特殊的技能培训不仅能帮助村民们掌握基本的生产方法，还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户自己以及家中子女的思维方式，从而使他们从心底具备追求更好生活的动力。 百姓眼里的脱贫攻坚：走访贫困户教育扶贫的典型案例——走访南涧镇上土官坝村李新民家我们采访的第一个家庭是上土官坝的李新民家。他们家位于土官坝村，隶属于西山行政村。李家一共有6口人——李新民（38）、妻子、李新民父母、李新民的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上小学，另一个两岁半。李家的主要致贫原因是缺少技能和劳动力。李新民的父母上过小学，李夫妇上完了初中。李新民告诉我们，他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烤烟。烤烟是西山村重要的经济作物，不仅收入可观也不用愁销量，作为帮助种植烟草的农民脱贫的政策之一，政府会定期从村民手里采购烟草。除了烟草，李家其他的收入来源还包括售卖猪和牛等牲畜。李新民说他以前常年在外务工贴补家用，但是近年他的父母身体不好，他不得不回到家中照顾双亲。李新民夫妇俩是全家仅有的劳动力，也是全家的支柱。虽然年轻，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技能，李和妻子的职业选择和收入来源收到了极大的限制。 2016年，李家正式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了减少他们的经济负担，除了常规的免学费之外，政府还给他们的孩子提供了免费的学校食宿，以及未来进入高中和大学的学费补贴机会。实际上，南涧县所有的适龄儿童都必须免费完成国家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随行的村干部告诉我么，九年之外，如果贫困家庭的孩子最终考上了高中，政府还会为他们提供几乎百分之百的学费资助。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地孩子们的学习环境，调研组参观了西山村小学。这所小学由清华大学出资援建，整个学校硬件软件条件都较好，是南涧县的示范小学之一。校长告诉我们，在全校220多名学生中，有78名来自贫困家庭，他们的学费和食宿全免。 卓有成效的产业扶贫——走访西山村刘合顺家调研队走访的第二家贫困户是同样住在西山村的刘合顺家。刘家有5口人，刘合顺夫妇，他们的一双儿（15岁）女（8岁），以及刘合顺的妈妈。刘合顺夫妇受教育水平同样很低，他只读到了小学二年级，他的妻子也只上到小学四年级。刘家一开始也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烤烟，但是政府派来的农业技术人员在对他家的土地情况进行探查之后发现他的土地实际上更加适合种植冬桃，因此政府当即帮助他们转变了作物。政府不仅免费为刘家提供肥料和种子，同时还为这些桃树更新了灌溉系统。截至我们采访时，刘家已种植了13到14亩的冬桃，一亩有90多棵树，一棵树可以产20kg 的桃子。按照一斤桃子大概8元钱的价格，理论上讲他们家的年收入已经超过10万元。但是由于这才是他们种植冬桃的第一年，实际的收成如何还要等到明年才能看到。不过刘家面临的风险并不大，当地政府已经答应他，桃子如果销售不出去，政府会尽全力帮助他们进行销售。在被问到挂联帮扶的干部对他们的探访情况时，刘合顺告诉我们挂联干部每个月至少都会来一次，关心他们的产业发展情况，提供一切能提供的帮助和支持。 顽固的贫困——走访无量山镇者镇科家在南涧最南端的无量山镇，调研队采访到了此行中唯一一个彝族家庭者镇科家。者家一共有五口人：者镇科，者的妻子、父亲已经两个孩子，一个在上高三，另一个在上初三。者家的老宅是一个典型的危房，但是如今已经在政府的帮助下进行了加固重建，并且他还贷款在老宅旁边开始了新房的修建。 当被问到家庭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时，者的妻子回答说主要是自己和老公健康问题，并且说着便开始抹眼泪。他们两口子近两年都患上了脑梗和高血压，使得他们没办法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来维持生计。者的妻子解释到，政府的医疗保障只能报销住院费用，平日的门诊费用以及去镇上的药店的花费都得由他们自行承担。者的家庭是脱贫后又再度返贫的一个典型例子，突如其来的疾病，两个处在升学阶段的儿子陡然增加的学费，让这个家庭经济状况瞬间跌落谷底。 在南涧，还有很多家庭和者家一样，在家庭遭遇重大变故之后一夜回到原点。对政府来讲，这部分家庭往往是照顾和帮扶的重点。在对扶贫办的采访中，施主任也向我们解释，之所以会预留3%的贫困空间，就是考虑到这部分有特殊困难的家庭的存在。由于都患有重大疾病而无法进行劳动，者镇科夫妇同其他许多和他们处境类似的家庭一样，没有办法在政府的帮助下建立自己的小产业。因此，这部分家庭只能靠受政府的直接资金资助来维持生计，同时他们也会受到所在乡镇和村社干部的重点关照，以确保不会再度返贫。然而，似乎所有的干部们都十分清楚并且也都预想到了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最终还是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脱贫。 深入分析在走访贫困户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南涧县精准识户的六个标准不断地被随行干部提起，即，如果一个家庭缺乏食物（1）和衣物（2），得不到最低的义务教育保障（3），医疗保障（4），养老保障（5）以及安全的住房（6），那么这个家庭就会被识别为贫困家庭。对应的，只有当一个贫困家庭最终有了可靠安全的住房，连续三年的稳定收入，有能力让家中适学儿童九年义务教育，有基本的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有可依赖的养老金，并且享受了至少一条由县委提供的扶贫政策，这个家庭才能达到脱贫标准。住房问题在众多的致贫原因中，住房问题一直是相当一部分家庭面临的最大难题，在全县3500多个贫困户当中，大约有440户都是因为住房得不到保障而致贫。因此，为住房有困难的群众原地重新修建安全可靠的房屋，或是组织住房不适合原地重建的家庭进行异地搬迁是南涧县脱贫攻坚工作的重点之一。南涧县的各个乡镇目前正在集中修建异地搬迁移民聚居点，并且已经基本完成了其中4个的修建。这些社区现已容纳大约117户共523口人的居住，并且还在进一步完善相应配套如超市和杂货商店的建设。搬到聚居点的这部分家庭之前都面临极其恶劣的住房环境，但是想让他们自愿地从生活了几十上百年的土地上搬离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与别人一起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府为了让他们充分地了解异地搬迁的好处，会专门在搬迁之前带他们到移民点参观，已经修建完成的大气美丽的新房子比任何形式的劝说都要有力。同时，搬到新社区的家庭仍旧保留着自己原有土地的所有权，并且由于距离并不远，大部分的家庭仍然可以每天到自己的土地上劳动。此外，移民搬迁的费用几乎由政府完全承担，在无量山镇采访时，查书记告诉我们，每户家庭会得到人均26000元人民币左右的搬迁补贴，新房子面积也不会低于人均25平方米。通过诸如此类的种种措施，南涧县政府希望能成功地帮助有住房问题的群众早日搬离不适合居住的旧宅，到新的现代化社区开展新生活。 尽管因为时间和行程安排的原因，调研队没有能够实地参观这些聚居点，但是在我们走访的几户贫困家庭当中就有因为住房问题而享受到政府资助重新建房的。刘合顺家的最大困难就来自于住房。他家的那栋老宅已将近60岁，早已是残破不堪，难以满足基本的生产生活需要。现在，刘家已经在老宅的旁边开始了新宅的建设。新宅预计总共将花费十万元人民币，有了这次脱贫攻坚的政策支持，原本无力承担这笔高昂建设费用的刘合顺得到了政府总计将近58000元的补贴和贷款。随行的干部告诉调研队，在南涧县，像刘家这样有换房需求却因为资金短缺而无法自己筹建新房的家庭还有很多，而他们现在都可以向政府申请建房补贴和贷款，并且一般情况下他们的申请都会很快被通过。再比如我们走访的另一贫困户张新民家，他家的老宅早已经久失修，而无论是修缮老宅还是重建新宅的成本都非常高，他也不得不把大部分的收入花在这上面，正因为此，他家在2015年被南涧县列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张家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一家的住房问题是如何与家庭其他问题交织在一起最终把一家人拽向贫困的泥潭。为了让张家早日脱贫，县扶贫办提供了多项帮扶措施以缓解他们的经济困难。 在所有我们走访的家庭中，有四分之三的家庭都接受过政府有关住房方面的补贴或政策性贷款，尽管在有些家庭住房问题并不是致贫的主要原因。因此不难看出，在整个脱贫攻坚这项大工程中，如果说发展家庭小产业是贫困户们脱贫的重中之重，那么住房改建和搬迁则是政府帮助贫困户解决基本生活问题，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主要抓手。虽然这些例子让我们真真实实的看到了这些贫困户面临的问题有多么的复杂，但它们也同样让让我们产生了一丝疑虑：当脱贫的期限如此明确，无法按期脱贫的后果如此严重，以及需要帮扶的困难群众数量如此之多，似乎政府只能按照批量制定好的规模化的扶贫政策来帮助那些具体问题各不相同的困难群众，而这又真的可行并可持续吗？ 劳动力问题由于在走访过程中我们见到的大部分家庭的主要劳动力都存在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进行劳动的情况，调研组在扶贫办座谈时曾问到在整个南涧县像这样处境极端艰难的家庭大概有多少，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政府扶贫计划中的自给自足项目是否能最终实现。我们得到的回答是，这一类家庭大概能占到总贫困户的10%，因此，全县大约有90%的贫困户都能享受到前文提到的各类型的贷款和资金补贴政策，以建立能提供稳定收入的家庭小产业。由于所有的贫困家庭背后都有非常复杂多样的致贫原因，政府的大致思路是，脱贫攻坚要保证解决这些家庭最紧要最棘手的问题来帮助他们早日脱离极端贫困，但没有能力为他们提供无止境的帮助来扫清所有的障碍。“毕竟政府也只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县政府办副主任金峰在扶贫办座谈会时说道，“各村社的干部都十分清楚村里每一个贫困户的主要困难是什么，这是整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的重要基础。” 后脱贫攻坚时代会如何？在扶贫办的访谈中，调研组还问到了一个关于未来的问题：当这一轮脱贫攻坚工作结束，所有的资源倾斜没有这么集中之后，县里要如何保证取得的成果能够有效的延续而不会前功尽弃？另外，如果县里没有在规定期限之前完成脱贫摘帽又会发生什么？施兰芳主任回答道，首先，如果县里未能按时达到目标，县主要领导包括书记县长都面临被免职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如今在全国大多数贫困县，干部们已经进入“5+2，白加黑”模式，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其次，脱贫攻坚中采取的每一项具体政策都是为了帮助贫困家庭建立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并非一锤子买卖，脱贫攻坚结束之后，政府仍旧会继续支持各个家庭产业的发展。同时，南涧县在脱贫之后，财政状况只会越来越好，投入到扶贫上的资金力度也会越来越大，因而大多的扶贫项目还是会继续得到支持。此外，当下的脱贫攻坚主要是为了帮助经济状况最差的那部分家庭早日摆脱极端贫困，一旦南涧县完成脱贫目标，县委县政府就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全面推进各个乡村的整体发展，中央政府也会进一步给各市县下达新的任务，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党中央曾明确提出，要在2050年以前使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6] 然而，在这一轮脱贫攻坚任务结束后，扶贫任务是否会因为其他新的需要全民参与的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出现而变得不再重要，我们还无从得知。就像调研组的一位成员说的那样，政府当下只是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目前来看最正确的事情，而这样做的最终效果和正确性现在谁也无法预知，我们只有等待时间来揭开一切的谜底。 最大的隐忧截至目前，超过448名公务员被从包括中央、省级和市级的各级单位调来南涧帮助脱贫工作的开展。为保证工作的效率，这些工作人员的工作表现会受到严格考核，并成为日后提拔的重要依据。县里的632名政府人员都签订了政治生涯的“生死状”以表达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这个生死状意味着如果他们的脱贫工作目标没有完成，他们将会主动辞职或者被免职，并永不任用。所有的这一切都只为了一件事，那就是实现全县的总体脱贫目标——在2019年前将贫困率降到3%以下。 这样的政治生死状还是很令人忧虑的。金峰说，经过最近三四年的努力，南涧的贫困率已经从当年30%的贫困率下降到现在的10%。由于巨大的政治任务和责任，所有干部们的都身背巨大的工作压力，这也就存在虚报各种脱贫数字的可能——虽然现在还没有足够的信息表明有某个县的脱贫数据存在造假，但仍然能看到一些海外媒体对中国的脱贫成绩产生了一定的质疑。 在访谈中，南涧县的干部们还与我们分享了他们在脱贫攻坚中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其中最为关键的一大难题便是南涧县落后的基础设施条件。在我们到达南涧的第一晚，金峰就告诉我们，10年前从县城出发开车到南涧最远的一个村需要6个小时。事实上，我们之所以能顺利便捷地到达后面几天走访的村落，也完全多亏了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县财政对乡村道路建设的大力投入。尽管交通状况较之以前已有很大改善，干部们每天下乡仍旧需要在路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另一个在访谈中被干部们不断提及的困难便是在中央政府强力监管下产生的大量的官僚化的任务。单单是各级领导频繁的视察，无穷无尽的文件资料、报告、预算以及各个贫困户的信息录入，就已经占用了干部们大量的工作时间，更别说他们还需要大量的精力去完成更多接触贫困户的任务。另外，团县委书记普青青告诉调研组，由于县里的每一个行政和事业单位都需要抽调干部归扶贫办统一调度来执行脱贫攻坚任务，如何切实高效地指挥好、监管好并让他们团结一心地合作也是考验扶贫办工作能力的一大挑战。其实不仅仅对于扶贫办，参与到脱贫攻坚这样一项前所未有的大工程里来对所有的干部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在不断适应的过程中，这些干部不仅需要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任务，还要不停应对前面提到的各种各样的视察、文件和政策改变，所有的一切都并不容易。 除了最令人头疼的文书工作，严格的对挂联贫困户的上门访问要求——以及在访问过程中需要完成的数据搜集任务——都使得干部们的扶贫工作极其耗时耗力。普青青透露，由于每一个驻村第一书记都被要求在所在村一个星期至少待5天，加之大多时候村民们一般会在日落之后才会从田地里返工回家，大多数的扶贫干部要么一个星期回不了几次家，要么完成工作回家也已经近深夜了。此外，干部们每年还会不定期接受来自各级部门的检查和评估，这些种类繁多的调研和考察也在无形中大大增加了原本就繁务缠身的地方干部们的工作负担。 在调研临近结束时，调研小组的成员们都共同表达了对在这一场脱贫攻坚战中每天承受巨大工作压力的基层干部们的担忧。如果说在这场拉锯战中其他的许多决定性因素都还不太清晰或者没被发现，那么这些干部过度的工作量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危险因素。与工作表现挂钩的职务晋升机会也许是一个好的激励，但是如果这些年轻的干部们有一天牺牲在了这场战役打赢之前，那么再好的激励也都显得毫无意义。想要完成国家发展的长远目标，这样拿今天赌明天的方式显然会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建议针对上述分析中提到的问题，调研小组尝试着基于自身有限的理解和判断能力提出以下可能的解决方案，希望能给予那些正全副武装奋战脱贫攻坚的基层政府一些启发：1）简化文书工作并尽量减少官僚主义;2）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各类上级调研和考察，以减少一线干部接待压力，使他们能更好的协调资源和时间;3）更好地照顾一线干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给予其更好的生活－工作平衡; 结论就像之前所提到的那样，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也许都无法判断到底这样一个超常规的脱贫攻坚工程针对整个国家来讲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甚至就算是到了20年后，当人们都有了后见之明，很多因素的存在还是会对这一场脱贫攻坚战所取得成果（可能只是某一些方面）的可持续性和普惠性产生影响，比如可能掺假的数据，比如干部们的主观感情色彩所造成的误差，比如扶贫是否还会一直是各级官员的工作重点等等。当然，本文并不是一篇关于某一国家级贫困县脱贫工作的进度报告——而是一个通过实地采访真实的贫困户以及一线扶贫干部来核实各种公开（或者未公开的）数据可靠性的案例研究。从这个层面上来看，调研组各个成员在调研过程中形成的各自不同的观点也就自然能够客观地对这项工程做出评价。 在调研过程中，随行干部们反复提到，南涧县想要脱贫，人民想要富裕，国家和社会必须得把更多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投入到那里。虽然贫困在不同得地方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南美或者亚洲，在尼加拉瓜或者黎巴嫩又或者是在中国，贫困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定义——但是不同的贫困却都是由于相似的原因而造成的，比如资源的短缺，医疗的落后还有教育的缺失。我们在这一次调研中亲眼看见的每个贫困户背后这些因素的存在，也再次证明它们是全世界所有贫困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难题。想要最终让那些久居深山，与世隔绝的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不仅需要政府出台更有力的政策投入更多的资源，也还需要更多更深刻的研究和报导来让公众认识他们，了解他们，最终共同帮助他们走出贫困的泥沼，享受国家现代化的成果。 尾注 “10 Facts About Poverty in China,” The Borgen Project, October 23, 2016, Read more…